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
昭陵是唐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與文德皇后長孫氏的合葬陵墓,是陜西關中“唐十八陵”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座,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一
昭陵東、西兩門成懸案,昭陵地宮雖五代被劫,但文化珍寶依然會有
《長安志圖》記載:“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寢宮為中心點,四周回繞墻垣,四隅建立樓閣,周圍十又二里”。令人遺憾地是,現(xiàn)在還沒有發(fā)現(xiàn)昭陵的東門和西門,以及圍繞整個陵山的墻垣。如果有東、西兩門的話,門的建筑肯定毀掉了,但對門闕來講,它有兩個土堆遺址,比如它封土的磚瓦應該有所保留,但到今天依然沒有發(fā)現(xiàn)。以昭陵一前一后的兩個陵園來類比,獻陵的四個門都有,乾陵的四個門也有,單單九峻山上沒發(fā)現(xiàn),給學人留下了巨大疑問。
昭陵其年修筑時,文獻描述,在南面山腰鑿深75丈為地宮,墓道前后有石門5重;墓室內設東西兩廂,列置許多石函,內裝隨葬品。五代軍閥溫韜盜掘昭陵也目睹“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這都可想象這個“山下宮殿”內部寢殿層層竅深和宏麗的情景。宋初開寶四年,宋太祖讓地方官員對被盜掘過的前朝關中帝王陵的墓統(tǒng)統(tǒng)進行掩埋、修繕。
九峻山是高聳天宇的石質山,一旦洞口被盜開,只有一種辦法可以掩埋,就是把上面的石頭炸掉,用亂石頭把墓口封住。經(jīng)過千年的沉積,整座山到處灌木叢生,野草遍布,現(xiàn)在根本找不到地宮洞口。但是,時人皆知昭陵在鑿玄宮的時候,是在一條險峻棧道上開挖的,所以應該在陡峭的崖壁上。
張建林說,盜竊過并不意味著昭陵地宮里面再沒有其它東西,像壁畫、陶俑,包括一些金銀器灑落或者遺失在墓都應是基本的遺存,石棺槨、石棺床、墓志銘、陶俑也是絕對有的,盜墓人對這些不感興趣。再說,諸多王陵歷史上被屢次盜竊,如今不也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文化珍寶嗎。對于是否開挖昭陵地宮,大家一致認為,現(xiàn)在搶救性的發(fā)掘陵園地面瀕臨消失的文物遺址已經(jīng)很繁復蕪雜了,根本沒有精力去勘探皇家地宮;再是目前的保護技術還沒有能力把一些珍貴出土文物進行有效保護,所以也不應該輕易去發(fā)掘昭陵地宮。
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二
北司馬門為隋唐最大殿堂式門址,鐵柵欄隱秘水道現(xiàn)世,三處遺址擴延唐祭壇范圍
過去人們對皇陵門的理解就是一個門址,繞著圍墻,然后是一段門闕。昭陵考古隊隊長張建林說,實際上遠遠不是人們想得那般簡單,剛剛全部清理出的唐代昭陵北司馬門和北闕的基址,證明它是一個建筑群體,且是祭祀性的,由門闕、列戟廊、廊房、門址、圍墻等構成。被專家才恢復原位的唐門墩石遺址,旁邊為柱石和門框,兩個柱石分隔成了三門道,即北司馬門,連著圍墻成內八字形。昭陵考古隊副隊長王小蒙說,因為明清帝王為昭陵建的北門是在唐廢墟上筑的。所以現(xiàn)在的發(fā)掘,順理成章地知曉了明、清兩朝的昭陵北門建筑群的總體布局、結構和功能,它們先是碑刻、再是金石、最后是陵園內部建筑。
參與發(fā)掘的昭陵博物館副館長李浪濤則說,從出土遺址的性質還可以判斷出,北司馬門是殿堂式的門址,是全國隋唐建筑遺址的第二例發(fā)現(xiàn),另一例就是長安城大明宮內城門,其它的唐代門址基本都是過梁式的,拱圈式的門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現(xiàn)的。而且,北司馬門體量比大明宮內城門大———大明宮的門址是三臺階,昭陵的門是五臺階,所以此陵門對唐代建筑甚至中國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了格外的“分量”。
北司馬門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長廊,過去沒有發(fā)現(xiàn)過。由于西側的地勢比較高,這處的石刻屋頂建筑基址保存的相對完好一些;東側由于比較低,除了清代圍墻以內的遺址,基本上都破壞掉了。但可以比照西側,把東側的還原回來,因為建筑原則是不能改變的。
令考古人員欣喜地還有,北司馬門里發(fā)掘出了唐時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既能排墻頂、門庭雨水,又能瀉山洪。這條保存完好的水道里,最稱奇的是竟與一暗水道相連,道口用了五塊石條上下左右撐起來,暗道中間還用6根鑄鐵豎成欄桿,既能起支撐作用,又能阻隔柴草漂浮物,還能擋盜賊從水洞潛入陵園;暗道里面還發(fā)現(xiàn)了一塊山字型的磚,作為一個“山”柱子支撐,與橋梁很相似,減壓分水。張建林說,暗水道做得如此講究,目前關中的大型唐代建筑里,是首次發(fā)現(xiàn)這種鑄鐵柵欄的出水口;就全國來說,這種暗道只在揚州的唐城里面發(fā)現(xiàn)過,其它地方再沒見過通例。
最不可不佩服的是,暗道里面的鑄鐵柵欄千年水中流蝕,出土時竟然沒有生銹,唐人防銹技術可謂高矣。此暗道的七級臺階,可以把大量的雨水減緩,以免對柵欄和墻基造成沖擊,設計相當巧妙。
這次發(fā)掘的實物,糾正了一些古代典籍、學者對昭陵認知上的偏差。古籍上記載昭陵“北為玄武門,南為朱雀門”,但北司馬門的發(fā)掘,改變了此誤傳,“朱雀門”與“玄武門”之名學者以訛傳訛所致,昭陵南門應該叫“南司馬門”,陵園門一般是對稱而名的。張建林進一步分析,以“方位四神”取陵門名是不符合大唐皇家禮儀的。除了北司馬門遺址,考古隊另發(fā)現(xiàn)了三處唐跡,年代都稍晚一些,是德宗時對昭陵進行了一次大的維修后所留,從所出的燒灰、陶器、陶罐來看,“生活痕跡”明顯。這三處出土遺跡,擴延了對昭陵祭壇的劃限范圍,過去以為的北闕、北司馬門和列戟廊就是完整的祭壇,但現(xiàn)在這些遺跡都在列戟廊之外了,向東、西伸展了。
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三
首次發(fā)現(xiàn)昭陵六駿的原始鬃絲、六駿原始基座,美國學者專程來看
“自從昭陵六駿1914年離開這個地方以后,這是首次本年度內陸續(xù)發(fā)現(xiàn)與六駿有關的一些東西”,張建林說,“除了六駿的殘塊以外,還搞清了昭陵六駿排放的原始位置和原始架構。”昭陵六駿都有基座,每個座都由三層組成。當年唐太宗下葬時為了使六駿顯得醒目,座基是非常高的,復原高度距現(xiàn)在地面足1米多。當曉知昭陵六駿的文物出土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部負責人周秀琴萬里迢迢來昭陵考察。
今人看到的六駿被盜竊前的基座,其實不是唐朝時六駿的原始基座。清朝時把唐代的六駿從原始位置移動了,同時基座的上層也一塊跟隨移動,并被重新擺成了一堵緊連的雕壁。而此次發(fā)掘的唐代原始基座顯示,當時每匹馬是分開的,因為原始基座的下層并沒有移動,而它們之間是階梯間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確定,把一些前代學者論述的昭陵六駿曾經(jīng)在第四臺階地上擺放過的看法顛覆了,六駿一直就在第五臺階,第四臺階的存痕只是在漫長的歲月中被風雨沖下的滾落殘片。
當年,文物盜販為了方便搬運,把六駿打成了幾塊,這就是后人以為的“六駿是在那時才被破壞的”。從此次發(fā)掘的情況來看,實際上六駿早在唐末五代就有一些殘損,但可能殘損程度沒盜運時高。今年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應該在很早的時候就發(fā)生了,那些茬口仍棱角犀利。還有前不久出土的一片殘塊是“青騅”右前腿的膝蓋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表面沒有任何的風雨剝蝕,膝窩部分的毛一絲一絲畢現(xiàn),而如今不論西安碑林的四駿,還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兩駿都看不到如此的毛絲,這對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駿的原始風貌提供了珍貴的依據(jù)與見證。
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四
出土十四國蕃郡長像,其寫實雕刻對少數(shù)民族與唐朝融合歷史有重大認知價值
此次發(fā)掘的一些石質頭像、基座、片塊,其中殘塊共九片,僅高昌王一人就三塊,對立于昭陵的“十四國蕃郡長”,有了更加精確的認知和詮釋。其中里面有四個突厥部落可汗。史書上記載,李世民熟悉胡人的生活習俗、戰(zhàn)術,打突厥人非常得心應手,突厥人遂對李世民非常敬畏,尊稱為“天可汗”。
絲綢之路的四個王國,從漢到唐一直是中原與外國貿易、文化交流的樞紐地,唐初就把這條路徹底打通了。還有一些更遠的政權,如南亞的婆羅門,當時李世民借吐蕃與尼泊爾的兵把它的國王俘虜?shù)搅碎L安。再有一個林邑王,越南南部一帶的國王。還有新羅(朝鮮半島)樂浪女郡王,及游牧在青海、甘肅一帶的王國。除了東南海外之國,可以說十四個酋長國是唐王朝核心統(tǒng)治區(qū)的周遍所有政權的總和,包括有突厥可汗、吐蕃贊府、于闐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渾可汗、龜茲王、林邑王、新羅樂浪女郡王、婆羅門王等。
李浪濤說,這些重新見陽光的“郡王”的另一重要價值,從美術史的角度來講,它們是“寫實性”的。每個王都寫清了他的祖述、名字,這樣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部落和部落之間的差異,作為單人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差異,在石像上都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十四國蕃郡長有戴長帽的、有卷發(fā)的、有直發(fā)的。
本次考古發(fā)掘還確定了十四國蕃郡長的分布,自北宋以來,對十四國蕃郡長誰在東邊、誰在西邊一度混淆,甚至把一個人的名字分成兩個人,現(xiàn)在根據(jù)基座與石像的成功對接,已經(jīng)把西側的人確定了,西側是西北少數(shù)民族,比如吐蕃贊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闐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渾可汗、龜茲王。而這些歸附唐朝中央的國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對于研究唐王朝與周遍地方政權的交往有重大的歷史價值,甚至彌補一些史料空白。
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時候,把唐時的屋子面積縮小了,這樣十四國蕃郡長像就晾在外面了,僅把昭陵六駿用廊坊蓋了起來。而重新面世的蕃郡長基座顯示,十四國蕃郡長與六駿一塊本來放在七間房內的。
昭陵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
上一篇: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是誰
下一篇:昭陵考古的主要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