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帝國和唐朝的聯(lián)系

　　在盛唐時期，東方的羅馬帝國受到新興起的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民族的威脅，君士坦丁堡羅馬試圖聯(lián)合唐朝共同抗擊新興阿拉伯勢力的進攻，這一段歷史為國人所罕知，那么你知道古羅馬帝國和唐朝的聯(lián)系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古羅馬帝國和唐朝的聯(lián)系的詳細資料，希望能幫助到你。

　　古羅馬帝國和唐朝的聯(lián)系

　　630年唐朝滅東突厥,北面疆域推至陰山以北600里，將漠南收入版圖。646年又滅了漢北的薛延陀(鐵勒諸部之一)，北至貝加爾湖的大漠南北全入唐版圖。于是在漠北設安北都護府(627年置燕然都護府于烏加河北，663年移治回紇本部土拉河畔,改稱瀚海都護府，669年改名安北，仍治漠北)，統(tǒng)轄漠北鐵勒諸部都督府州。在漠南置單于都護府(663年置云中都護府治今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土城子，664年改稱單于),統(tǒng)轄漠南突厥諸部都督府州。這是唐朝北方疆域的極盛時期。

　　不久。679年在單于都護府境內(nèi)突厥叛唐，682年突厥復國。唐朝勢力退出漠北,單于都護府并入安北都護府,移治陰山以南。7世紀初興起于薛延陀北面的回紇,原臣屬突厥。東突厥亡后,與薛延陀平分漠北。744年建國,745年滅東突厥，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建都鄂爾渾河，為漠北一大強國。

　　西突厥在射匱可汗在位時(611～618)，拓地東北至阿爾泰山，東南至玉門，西北至里海，西南至興都庫什山。618年后更北并鐵勒余部，西南逾阿姆河,占領(lǐng)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 640年唐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南),置安西都護府。658年又平定西突厥。至此西突厥及其屬國全境入唐版圖。在東起阿爾泰山，西至咸海的西突厥本部設置了幾十個羈縻都督府州，由昆陵、羅馬帝國遣使唐帝國考略 - 何新博客管理員 - 何新網(wǎng)易博客池二都護府統(tǒng)轄。這二個都護府和河中及天南山路城邦諸國都屬安西都護府管轄。 661年又在阿姆河以南于西域十六國置羈縻都督府州，勢力最遠伸至波斯。這是唐代西面疆域最盛時期(702年分安西都護府置北庭都護府，分轄天山北路突厥諸部;安西只轄天山南路蔥嶺東西城郭諸國)。635年唐朝破吐谷渾和黨項，將川西西羌部落收入版圖，大小金川一帶也設置州縣，邊界線推至黃河河曲，其南大致以折多山為界。 667年后吐蕃勢力強大，盡破唐朝西羌地羈縻州,逼徙吐谷渾部于祁連山一帶,曾一度取得了安西4鎮(zhèn)及吐谷渾地。 后由于大食勢力的擴展,唐朝退出了蔥嶺以西地。直到751年唐朝與大食在怛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一役戰(zhàn)敗后，唐朝勢力退至蔥嶺以東。在蔥嶺以西的影響更被削弱。

　　東北方面疆域變遷也很大。唐初朝鮮半島上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高麗在北，新羅據(jù)東南，百濟居西南。660年唐先平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668年攻下平壤，滅高麗。于其地置都督府州縣，并設安東都護府治平壤，統(tǒng)理高麗及羅馬帝國遣使唐帝國考略 - 何新博客管理員 - 何新網(wǎng)易博客羅馬帝國遣使唐帝國考略 - 何新博客管理員 - 何新網(wǎng)易博客諸部府州，轄區(qū)西起遼河，東與北抵海，包有今烏蘇里江以東及黑龍江下游地區(qū)，南及朝鮮半島北部及西南部。不久即遭到高麗人民的反抗和新羅向北擴展，安東都護府從平壤先遷至遼東，后一再西遷,開元天寶年間遷至遼西。東北空虛。隋唐之際,東北的勿吉又稱羅馬帝國遣使唐帝國考略 - 何新博客管理員 - 何新網(wǎng)易博客羅馬帝國遣使唐帝國考略 - 何新博客管理員 - 何新網(wǎng)易博客,分為黑水、粟末等7大部落。698年首領(lǐng)大祚榮在忽汗河(今牡丹江)上游東牟山筑城(今吉林敦化敖東城)，建為震國。713年唐封大祚榮為渤?？ね?加授忽汗州都督，遂改稱渤海國。天寶末遷都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寧安縣南的東京城)，其盛時南鄰新羅以泥河(今朝鮮咸鏡道龍興江)為界，東北至黑龍江下游與黑水為鄰，東至海,北隔那河(今東流松花江)與室韋為界，西與契丹接壤。此外,648年唐朝在契丹所居西拉木倫河流域置松漠都督府，在奚族所居的老哈河流域置饒樂都督府。 792年前又在黑龍江中上游和嫩江流域室韋分布地，置室韋都督府,726年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龍江下游、烏蘇里江流域置黑水都督府。歸安東都護府管轄，安東府內(nèi)遷后，漸失控制。

　　在南方，唐朝于679年置安南都護府,治宋平(今越南河內(nèi))，轄在今滇東南、桂西南和越南北部部分地。

　　總之，唐代前期盛時版圖超過漢代。唐代全盛時有800多個羈縻府州,分屬邊州都督府和六都護府。六都護府所轄羈縻地區(qū)極為廣大。如安北至西伯利亞南，安西最遠至波斯，北庭西至咸海，安東至朝鮮半島、日本海，安南至云南東南部和越南北部。

　　【內(nèi)容提要】

　　唐代中國典籍在“拂菻”名義下保留了拜占庭向中國遣使的記載?！胺魅H”一名來自Rum一詞，經(jīng)由中介語言如亞美尼亞語、波斯語(如花拉子密語和粟特語)進入漢文典籍;643年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國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610-641)所策劃，而由其他人實施，其目的是想聯(lián)合唐朝共同抗擊新興阿拉伯勢力的進攻;在阿拉伯勢力征服伊朗高原的情況下，后來其他各次遣使主要經(jīng)由活躍在中亞的景教徒來完成。

　　Abstract: The Chinese sources in the Tang dynasty keep down several embassi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o China under the name of Fu-lin, which was derived from Rum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linguae such as the Armenians, the Persian dialects; the first Byzantine embassy in 643 to the Tang court was in all possibilities planned by Heraclius (610-641), and carried out by others, with an intention to win the help of China against the newly rising power of the Arabs, and other missions were carried out by mediation of the Nestorians in Central Asia.

　　【原文】

　　古代華夏諸朝，以國力強盛、聲教遠被而致異邦傾慕，遠來結(jié)交者，規(guī)模之大，當推漢、唐兩代。然唐代華夏與域外各國之交流，氣象之恢宏，實超邁漢代。“拂菻”與唐代中國之通聘，可為顯著例證?！杜f唐書》卷一九八《西域傳》：

　　“貞觀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667)，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719)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lǐng)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shù)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p>

　　又《冊府元龜》卷九七〇、九七一各記載一次：

　　“景云二年(711)十二月，拂菻國獻方物?！?/p>

　　“天寶元年(742)五月，拂菻國遣大德僧來朝?！?/p>

　　以文獻記載，從貞觀十七年(643年)到天寶元年(742)的100間，拂菻國向中國遣使前后凡七次，即643年一次，667年一次，701年一次，711年一次，719年兩次，742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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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拂菻”一名為中國典籍對拜占庭帝國的稱謂，已大致不成問題。不過，關(guān)于這個名稱的起源問題，國際學術(shù)界一個多世紀的研究并未徹底解決，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

　　然遍觀眾說優(yōu)劣，“拂菻”源于Rum(羅馬)說最為合理。拜占庭帝國本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將首都由羅馬遷往拜占庭，改新都為 “君士坦丁堡”，從此帝國東部與西部漸行漸遠。

　　476年拉丁化的帝國西部覆亡于日耳曼蠻族入侵的洪流中，而帝國東部卻歷經(jīng)風浪又頑強挺立近一千年。以拜占庭為中心的帝國東部，融會古希臘文化、基督教東正教和羅馬政治觀念以及東方(如波斯)文化因素，逐漸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表現(xiàn)出自成一格的獨特性，形成一個不同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新型帝國，近代學者稱之為“拜占庭帝國”。

　　但在近代以前并不存在所謂“拜占庭帝國”。對東部帝國的統(tǒng)治者和民眾而言，這個東部帝國仍然是羅馬帝國的正統(tǒng)，承續(xù)著帝國的光輝和使命，故其君主自稱為“羅馬皇帝”，民眾自稱為“羅馬人”，而新都“君士坦丁堡”稱作“新羅馬”。[2]

　　羅馬帝國與外族交往以Rum自稱，遂使“羅馬”之名傳布與四方。于此我們可舉數(shù)例。

　　例一：6世紀初葉拜占庭帝國商人科斯馬斯(Cosmas)記載，5世紀末一位拜占庭商人索帕特魯斯(Sopatrus)從海上經(jīng)商到錫蘭(斯里蘭卡)，與錫蘭王見面時被呼為“羅馬人”;[3]

　　例二：波斯薩珊帝國的“王中王”對拜占庭皇帝的稱呼“羅馬凱撒”(quaisar i Rum)或“羅馬皇帝”(basileus romaion)。[4]

　　例三：576年拜占庭使節(jié)瓦倫丁出使西突厥時，無論是瓦倫丁一行還是突厥人，都是以“羅馬人”(Rōmaioi)稱拜占庭人。[5]

　　例四：即使在東羅馬帝國失去控制的領(lǐng)土如小亞，也常常被外族成為Rum(Rumi)。在趙汝適《諸蕃志》中，塞爾柱突厥人占領(lǐng)下的小亞被稱作 “蘆眉國”，奧斯曼土耳其人取代塞爾柱突厥人占領(lǐng)小亞后，《明史》卷三三二稱這塊地區(qū)為“魯迷”[案，皆為RUM之譯音]。

　　可見，在不同時代和不同方向上的東方各民族對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稱呼都脫不開“羅馬”這個名稱，只是由于傳播過程中經(jīng)歷不同民族，這個名稱的發(fā)音和書寫形式發(fā)生變異：Rum(Rōm)一詞進入亞美尼亞語演變?yōu)镠rom(Horum)，帕列維語(Pahlavi)變?yōu)镠róm;由于波斯方言中h轉(zhuǎn)為f，進入花拉子密語和粟特語轉(zhuǎn)為 Frōm(Furum)，最后進入漢語轉(zhuǎn)讀為“拂菻”。[6]“F”音作為一個單獨音節(jié)在漢語中讀為“拂”，毫無疑義;而róm或rum音譯為“菻”也不乏其例。如蒙古汗國首都和林，又作哈剌和林，即Qaraqorum, 又作Xaraχorum，在歐洲使節(jié)柏朗嘉賓記為Caracorom，盧布魯克記做Caracorum，馬可·波羅記做Caracoron。[7]現(xiàn)代漢學家將它統(tǒng)一為Karakorum。[8]可知，rom、ron與rum均可對應為“林”?！傲帧迸c“菻”通，故“拂菻”又記作“拂林”(《梁四公記》)、拂懔(《大唐西域記》)、拂臨(《往五天竺國傳》)等。對于拜占庭帝國事物，隋唐時代的中國史籍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記于“拂菻”名下。

　　拂菻遣使唐朝之事，唐代典籍文字記載簡約，后世學者難窺其詳貌;而于此至關(guān)重要的拜占庭史籍對此更未見只字片語，使人茫然不知究竟。因此，我們的研究只能限于最基本的問題，即中國史書記載的諸使節(jié)是否確為拜占庭帝國所派遣?遣使的目的何在?

　　643年“拂菻”使節(jié)的拜占庭身份，可由使節(jié)帶來的禮物做出最基本的判斷。

　　據(jù)《舊唐書》的記載，“拂菻”使節(jié)帶給唐朝廷的禮物是“赤玻璃、綠金精等物”。綠金精為何物，不能確知(案即波斯寶石所謂”祖母綠“者)。玻璃亦作“玻瓈”或“頗黎”，漢魏以后的琉璃(也作流離、瑠璃等)實即玻璃。《世說新語·言語》：“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坐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又，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fā)不得藏焉。”所謂“實密似疏”、“達照，毛發(fā)不得藏焉”都是玻璃的特征。

　　在中國典籍中，來自希臘羅馬世界的玻璃多被說成是大秦國的出產(chǎn)。《后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記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段郝浴酚洿笄貒小俺喟缀诰G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薄稌x書》卷九七《四夷傳》記大秦國“屋宇皆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墻壁，水精為柱基?！薄侗静菥V目》卷八引《玄中記》：“大秦有五色頗黎，以紅色為貴?！?/p>

　　在古代中國，玻璃被歸于玉石類。陳藏器云：“玻璃，西國之寶也，玉石之類”。玻璃在中土一直受到珍視，被視為寶貨。拜占庭人以玻璃為外交禮物，符合中國人之所好。據(jù)普林尼，玻璃以透明而無顏色質(zhì)地最佳，不透明者并非最好，故夏德認為這次使節(jié)貢獻給唐朝廷的“赤玻璃”可能是仿造的假紅寶石(murrhine)。[10]643年“拂菻”使節(jié)帶來的“赤玻璃”，是證實拂菻使節(jié)的拜占庭帝國身份的內(nèi)證。

　　拜占庭帝國遣使目的，則可以根據(jù)拜占庭帝國的外交慣例和當時的歐亞大陸政治形勢做出判斷。根據(jù)學者的研究，拜占庭外交活動中的對外遣使大致有七種情況：

　　一是新皇帝即位時，向外國君主遣使通告，同時申明繼續(xù)維持兩國關(guān)系;二是外國新君主執(zhí)政伊始，向其派遣使者表示祝賀、承認其政權(quán);三是遣使向外國君主通告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如對入侵之敵作戰(zhàn)的勝利，個人事件如皇帝的婚慶、繼承人的確立等;四是向外遣使邀請外國君主介入拜占庭宮廷內(nèi)部事務;五是遣使商定兩國商貿(mào)事宜;六是遣使阻止敵對國家的入侵行動或?qū)︵弴麘?zhàn);七是遣使結(jié)束戰(zhàn)爭、締結(jié)和約。[11]

　　不過，這些類型的外交活動多半是針對與拜占庭帝國有著密切關(guān)系的鄰國而言，對于遠方的中國，其遣使動機似乎不在以上諸范疇之內(nèi)。

　　7世紀上半葉歐亞大陸的政治形勢，從拜占庭帝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大事，莫過于對東部邊境的老對手薩珊波斯的戰(zhàn)爭和北部邊境多瑙河防線對斯拉夫人的戰(zhàn)爭;這二者之中，尤以對薩珊波斯的戰(zhàn)爭對帝國命運的影響為大。

　　從603年始，波斯國王庫斯老二世發(fā)動對拜占庭的戰(zhàn)爭，到627年拜占庭帝國的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641)在尼尼維徹底擊敗波斯軍隊，解除波斯對帝國的威脅，西方兩個最強大的帝國幾乎將全部力量消耗在戰(zhàn)爭上。由此造成的結(jié)果是，面對崛起于阿拉伯半島的新興伊斯蘭勢力的暴風驟雨般的攻擊，這兩個帝國均無力組織有效抵抗。

　　630年，阿拉伯軍隊打敗薩珊波斯;634年，在艾支那丹打敗拜占庭軍隊;635年阿拉伯軍隊占領(lǐng)大馬士革和艾美薩;636年波斯首都泰西豐陷落，同年在決定性的雅穆克河戰(zhàn)役中，拜占庭軍隊幾乎全軍覆沒;638年圣城耶路撒冷失陷;640年凱撒里亞落于阿拉伯軍隊之手;同年阿拉伯軍隊侵入埃及，642年攻陷拜占庭帝國的海軍基地亞歷山大里亞，至此，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已奪取了拜占庭帝國在亞洲和北非的大部分領(lǐng)土。阿拉伯勢力的興起造成的危機是波斯和拜占庭兩大帝國面臨的最大難題。

　　在中國方面，此時在唐太宗的籌劃下，正是(案李靖部)全面出擊東、西兩突厥獲得成功，唐帝國威望在西域趨于高峰之時，唐朝的統(tǒng)治權(quán)遠及費爾干納、大夏以及阿富汗、呼羅珊的部分地區(qū)。在波斯帝國已為阿拉伯軍隊所滅亡的情況下，拜占庭政府希望在中亞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與之建立友好關(guān)系，結(jié)成聯(lián)盟，以便幫助他們抵御新興起的阿拉伯敵人，是十分可能的。如果考慮到此前(638年)曾有薩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俟派使者向中國求援的事實，那么，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斷言，拜占庭使團的目的也應是為了從中國得到援助，應對來自阿拉伯勢力的凌厲攻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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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以外交手段化解外族入侵的危機，在世界歷史上不乏其例，如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在于聯(lián)合中亞的月氏與烏孫打擊匈奴;798年阿拉伯的哈里發(fā)遣使長安，目的是聯(lián)合唐朝抵抗吐蕃;13世紀中葉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派教士(如柏朗嘉賓、盧布魯克等)出使蒙古的目的是為了聯(lián)合抗擊阿拉伯人，都是典型的例證。[13]

　　事實上，拜占庭帝國久已習慣于這種外交策略。早在這次拜占庭遣使中國之前，拜占庭帝國為了對付東方強大的波斯薩珊王朝，曾派遣使節(jié)到中亞新崛起的西突厥組織反波斯的聯(lián)盟，尤其是568-576年間對西突厥的遣使，導致西突厥與薩珊波斯長達二十年的戰(zhàn)爭。西突厥從波斯的東部邊境對波斯的進攻大大緩解了波斯對拜占庭邊境的壓力。拜占庭外交獲得巨大成功。[14]

　　7世紀20年代，西突厥中西遷的突厥可薩部(Khazars)自高加索北部直接參與對波斯的軍事行動，有力地支援了希拉克略對波斯的戰(zhàn)爭，也是拜占庭外交活動的重大成果。[15] 所以，面對橫掃一切、勢不可擋的阿拉伯軍隊，拜占庭帝國軍事力量已無能為力，拜占庭帝國所熟悉的、在以往對敵戰(zhàn)爭中屢試不爽的外交活動，似乎成了化解阿拉伯危機、挽救帝國危亡的希望所在。于是，勢力已經(jīng)擴展到中亞的唐帝國便成為拜占庭聯(lián)合抗擊阿拉伯勢力的對象，進入了其外交活動的范圍。由此可以斷言，“拂菻”的首次遣使應是拜占庭傳統(tǒng)外交行為的再次實施。

　　643年的拜占庭帝國遣使以求援為目的，還可由《舊唐書》記載這次遣使之后提到的這個特別細節(jié)表現(xiàn)出來：

　　”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p>

　　這段記載不見于此前的典籍，顯然是拜占庭使節(jié)帶來的新消息。如果這次通使也像以往歷史上的所謂的“遣使”一樣是由逐利的商賈所冒充，那么也就沒有必要刻意突出大食與拜占庭的戰(zhàn)爭，以及拜占庭帝國在阿拉伯人面前遭受的敗績。所以，這段記載內(nèi)容雖然幽晦，但確實是中國人獲得了有關(guān)拜占庭帝國真實消息之最令人信服的證據(jù)。

　　對于這段文字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學者們的見解頗不一致。裕爾認為它指的是阿拉伯對拜占庭帝國發(fā)動的最著名的戰(zhàn)事之一：哈里發(fā)摩阿維亞(Moaviyah，661-680)連續(xù)七個夏天圍攻君士坦丁堡而未逞其愿，最后感到需要遣使與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668-685)求和。君士坦丁四世同意議和，派貴族雅尼斯·彼澤高迪亞斯(Ioannes Petzigaudias)到大馬士革與阿拉伯人談判。雙方談判結(jié)果是，阿拉伯人答應30年保持和平，每年向拜占庭帝國交付3000金幣，50名奴隸和 50匹馬作為貢金。[16] 不過，裕爾所說的這次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其結(jié)果是以阿拉伯人的失敗而告終。這與中國記載中的所謂拂菻“臣屬大食”的描述不相符合，但裕爾沒有解釋這個矛盾。

　　沙畹也持類似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史書的摩栧應為Moaviyah(摩阿維亞)的對音，不過不是哈里發(fā)Moaviyah，而是其子Yazīd ben Moaviyah，此人在回歷49、50與52年(公元669-672年)指揮了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中國史籍所記錄的是最后一個名稱。[17]

　　張星烺強調(diào)這段資料的重要性，但他沒有考慮它與到達中國的拜占庭使節(jié)之間的關(guān)系，而認為這段文字證明“唐時中國必有人親至東羅馬帝國”，所以才有與西史相合的結(jié)果。他接受裕爾的觀點，說：“查阿拉伯(大食)哈里發(fā)摩阿維亞(Khalif Moaviyah)于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起始攻東羅馬，欲取君士坦丁堡都城。繼續(xù)七載之久，至公元678年(唐高宗儀鳳三年)兵疲財盡，國力稍耗，終不能得君士坦丁堡。不得已，乃與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約和。……《唐書》所記結(jié)果，與西史相反，或為史官登記時誤哉。大食臣屬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屬于大食也。亞美尼亞史哈里發(fā)摩維亞之名作Maui，其音與《唐書》之摩栧尤相近也?！盵18]張氏將文字記載與史實的不符歸因于史官的疏忽。

　　齊思和的見解與上述觀點大同小異。他認為這段文字“當是指公元674年至680年間阿拉伯人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之役。此役在阿拉伯方面，由倭美亞朝的建立者摩阿維亞主持，傳中的摩栧，當即指摩阿維亞。此役前后經(jīng)過7年，君士坦丁堡形勢危急，后因用‘希臘火’大破阿拉伯軍，圍遂解。自此以后，拜占庭的國勢日衰。傳中謂‘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大概因拜占庭國勢日衰，遂有臣屬大食之說。這和事實頗有出入，因阿拉伯兵敗之后，允向拜占庭納年貢，才得締結(jié)和約。”[19]齊氏以拜占庭國勢的衰落來解說《舊唐書》所謂“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一語的來由。

　　類似的解釋均不能完全解釋《舊唐書》記載與史實間的不吻合。所以有學者將這段記載與782年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聯(lián)系起來，認為在這一年哈里發(fā)麥海迪的兒子哈侖對君士坦丁堡發(fā)起第三次圍攻，拜占庭攝政愛利尼皇后被迫乞和，答應每年向哈里發(fā)納貢，才使戰(zhàn)爭從此平息;《舊唐書》所說摩栧應是麥海迪，而不是摩阿維亞。[20] 這樣的解釋固然可以說明拜占庭“臣屬大食”的事實，但在時間上卻與史實不合。

　　據(jù)《舊唐書》，李唐一朝，拂菻向中國的遣使最晚一次是在開元七年(719)，據(jù)《冊府元龜》拂菻國最后一次遣使是在天寶元年(742年)。而751年唐朝軍隊在怛邏斯與阿拉伯軍隊交鋒并遭敗績以后，阿拉伯人已經(jīng)完全控制了中亞，在阿拉伯勢力這個巨大的障礙面前，退守小亞一隅的拜占庭帝國已經(jīng)無法與東方的中國進行聯(lián)絡，故天寶元年以后再無遣使，中國史籍中再無關(guān)于拜占庭帝國的消息。那么，782年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并迫使拜占庭帝國屈服的消息，是通過何種渠道傳達到唐朝廷的呢?這樣的消息又如何被《舊唐書》的作者嵌入拂菻遣使的記載，置于乾封二年(667)的遣使之前呢?以《舊唐書·西域傳》的記載，這些遣使的順序顯然是以時間先后來安排的。

　　德國漢學家夏德(F. Hirth)正確地認識到這段記載與貞觀十七年(643年)到達中國的拂菻使團的關(guān)系，他說：“圍攻拂菻都城雖然在日期上沒有見諸記載，但是《唐書》上詳列的事實所體現(xiàn)的編年順序，清楚地說明這一事件發(fā)生在667年之前。這件事載于643年的遣使之后，有力地說明關(guān)于其國政治變化的消息是由該使團帶到中國，圍攻事件實際發(fā)生于643年以前。

　　阿拉伯人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始于668年，持續(xù)到675年，雖然該城因納貢而免于陷落，但時間有異，《唐書》記載所指不能是此事;而且，君士坦丁堡從來沒有像中國史書記載的拂菻都城那樣臣服于阿拉伯人。相反，安條克曾在638年受到阿拉伯人的圍攻，這座‘東方明珠’ 靠納貢而得以保全生命及宗教自由，成為哈里發(fā)帝國的一個省區(qū)之城。”《舊唐書》卷一九八《大食傳》記載：“龍朔(661年)初(大食)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屬”，夏德?lián)朔治觯骸斑@段文字清楚說明，對拂菻的征服結(jié)束于上文提到的這一年，正是在這一年，摩阿維亞在為大權(quán)長期斗爭之后成為哈里發(fā)帝國(即波斯、敘利亞和埃及)的唯一君主。這段文字也許意味著拂菻都城此前數(shù)度落于阿拉伯人之手，但在我看來，它排除了這樣一個假定，即拂菻都城遭到圍攻及其被征服發(fā)生在661年之后?！盵21]

　　夏德的說法解釋了中國史書中的大多數(shù)要點，但沒有澄清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摩阿維亞并不是圍攻安條克之戰(zhàn)的最高指揮官，中國史書何以將伐攻拂菻都城與摩阿維亞聯(lián)系起來?夏德坦白承認：“《唐書》稱攻伐安條克的大食將領(lǐng)為摩栧，這個名稱顯然就是Muaviya，此人大約生于600年，644年當上敘利亞總督。史書載明受命征服安條克的將領(lǐng)是阿布·烏拜德(Abu Ubeida)和哈立德(Khalid)，我無從解釋中國史書的記載?，F(xiàn)在還不能說明Muaviya是否參與了對安條克的征服戰(zhàn)爭?！盵22] 于是，摩阿維亞在阿拉伯人征服敘利亞戰(zhàn)爭中的作用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

　　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其早期的研究中試圖回答夏德留下的這一問題。他在1904年發(fā)表的文章中寫道：“按《唐書》所記大食的征伐拂菻，尚在摩阿維亞未即哈里發(fā)寶位之時，看到《唐書》所記大將摩栧云云，甚為顯然。然則，摩阿維亞即位之后所發(fā)生的攻擊君士坦丁堡事件，與上述事件，并無若何關(guān)系，一如夏德氏所述，但余亦未能贊同夏德氏的主張，而以此役與攻擊安條克事件，目為同一事件。不能贊同的理由如下：拂菻都城，并無充分左證，可以確定必是安條克，且從事攻擊安條克的大食將軍，一如夏德氏所述，既是阿布·烏拜德和哈立德，在史籍上絕未發(fā)現(xiàn)摩阿維亞與此役有若何關(guān)系。故欲討究摩阿維亞在位之前，所發(fā)生關(guān)系的戰(zhàn)役，必須探究《唐書》上拂菻國，果為何國?”白鳥根據(jù)多桑(D’ohsson)輯錄的《高加索民族志》，認定拂菻國指亞美尼亞，《唐書》中的摩栧征伐，指的是哈里發(fā)奧斯曼(644-656)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總督摩阿維亞遣將對亞美尼亞的征伐。[23] 但是，按照白鳥的觀點，相關(guān)消息就不能與643年拂菻第一次遣使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這次遣使不能將644年即位的奧斯曼時期的事情傳達給唐朝廷。

　　可能是認識到這一看法存在的問題，白鳥在1931-1932年發(fā)表的論文里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舊唐書》有關(guān)摩栧征服拂菻都城的記載，涉及阿拉伯對敘利亞戰(zhàn)爭的史實，中國史籍“說摩栧(Muaviya)指揮了對拂菻都城的攻伐，不僅是因為他以軍功而聲名卓著，而且也因為他自639年以后成為敘利亞的統(tǒng)治者，在遠東大有名氣。”[24]白鳥的這一修正是自己的見解更接近于歷史事實。

　　揆諸阿拉伯歷史，從633年開始，阿拉伯軍隊分三路進攻敘利亞，其中一路由摩阿維亞的兄長葉齊德(Yazid)指揮，摩阿維亞在其兄長的麾下做旗手。[25] 葉齊德的軍隊軍隊占領(lǐng)巴勒斯坦，638年8月攻陷安條克。他的弟弟摩阿維亞作為副將參加攻擊安條克的戰(zhàn)爭。主持敘利亞戰(zhàn)爭的烏拜德于639年死于瘟疫，葉齊德接替他的職務，不久也死于瘟疫，摩阿維亞以大馬士革總督的身份接替其兄長葉齊德之職，統(tǒng)治整個敘利亞。[26] 這一切說明他在整個敘利亞戰(zhàn)爭(633-640)之間立下過不俗的軍功，扮演過重要角色，享有很高的聲望。

　　對于拜占庭帝國而言，在取得曇花一現(xiàn)的對波斯戰(zhàn)爭的輝煌勝利之后，敘利亞的喪失實在是一場噩夢的開始。638年8月雅穆克河大決戰(zhàn)失敗以后，希拉克略在大勢已去的絕望中悲嘆：“敘利亞!永別了!在敵人看來，這是多么優(yōu)美的地方啊!”[27]

　　可以想見，阿拉伯人征服敘利亞在拜占庭人心中引起何等劇烈的震動。因此，將這一事件與主導這一事件結(jié)局的任何一位重要人物聯(lián)系起來，都似乎不無可能。況且，摩阿維亞本人確實參加了對敘利亞的征服戰(zhàn)爭。就摩阿維亞一生的歷史而論，他能夠在波詭云譎的權(quán)力決斗中歷經(jīng)曲折，于661年問鼎哈里發(fā)寶座，建立倭馬亞王朝，說明他是一位縱橫捭闔、精于謀略的政治家，這一事實似乎也可以間接說明，摩阿維亞在此前的敘利亞戰(zhàn)爭(633-640)中雖不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但一定是發(fā)揮過極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將敘利亞的征服與這樣的一個重要人物聯(lián)系起來并不離譜。

　　至于在大食攻擊面前，“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的都城，敘利亞境內(nèi)原屬于拜占庭帝國的許多重鎮(zhèn)，如耶路撒冷、大馬士革、安條克、阿勒頗，都可當之。大馬士革投降時有這樣的條文：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哈立德·伊本·瓦立德答應大馬士革居民：倘若他進了城，他答應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chǎn)和教堂。他們的城墻不被拆除，任何穆斯林不駐扎在他們的房屋里。我們給予他們真主的契約，以及先知、哈里發(fā)和信士們的保護。只要他們繳納人丁稅，他們就會享受福利。”

　　以“繳納人丁稅”換取和平保障，這是阿拉伯征服過程中常見的做法。許多城市投降阿拉伯軍隊時都有類似的條款，據(jù)說這些條款都是以大馬士革投降條約為范本的。[28]由于中國王朝與外族交涉中，無論是主動和親還是迫于壓力的賠款，通常都是以“輸之金帛”的形式達成，所以，將中原王朝習慣使用的詞匯用于異族間締結(jié)的和約，是不難理解的。況且，在阿拉伯與拜占庭帝國的條約中，確實有阿拉伯人每年向拜占庭帝國“輸之金”——交付3000金幣——的條款。因此，不管中國史籍中的拂菻都城是指敘利亞境內(nèi)的哪一座城市，其描述的情形并不失真，沒有必要如夏德那樣刻意假定必為安條克。

　　以《舊唐書》的記載，雄才大略而又精明務實的唐太宗，如同對于波斯的求援使節(jié)一樣，沒有同意拜占庭的建議，采取針對阿拉伯人的軍事行動，不過，唐太宗對使團“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展現(xiàn)了對這次通聘的高度重視，在婉拒其要求時仍然表現(xiàn)出表現(xiàn)出友好的姿態(tài)。

　　唐太宗對拂菻遣使的友好姿態(tài)，可能是因為拂菻國乃中原王朝所熟悉、感興趣的西方大國;而拒絕拜占庭帝國的請求，則可能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傳統(tǒng)外交政策是“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和弱”，對中國來說，阿拉伯和拂菻都是“遠交”的對象，它們之間的戰(zhàn)爭勝負無關(guān)乎中國的根本利益，無需中國興師動眾，耗費國力;二是這時的唐朝廷正出于經(jīng)略西域、出擊西突厥的關(guān)鍵時刻，尚無力量干預過多;三是此時的阿拉伯人還沒有將擴張的矛頭指向東方的中亞地區(qū)，還沒有與唐朝廷在中亞的利益發(fā)生沖突，唐朝對新興的阿拉伯人并沒有負面的看法。這一點可從638年唐太宗謝絕波斯求援使節(jié)的一番話來證明。

　　轉(zhuǎn)載 ：唐代羅馬帝國遣使中國考略 - 何新博客管理員 - 何新網(wǎng)易博客

　　阿拉伯史家塔伯里(Tabari)這樣記述中國皇帝的答復：“國王們之間互相幫助是對的;但我從你們的使者那里已了解到這些阿拉伯人是些什么樣的人，以及他們的習慣、他們的宗教及其首領(lǐng)們的品格。其人擁有如此之信仰、如此之首領(lǐng)，將無往而不勝。所以，爾等好自為之，爭取他們的寬宥吧!”[29]這樣的記載雖有阿拉伯史家借中國皇帝之口而自我拔高的成分，但整個說來倒也符合太宗的才略和性情特征。

　　與643年拜占庭遣使相關(guān)的另一問題是，派遣使者的拜占庭王“波多力”是何人?對此一問題，學者們也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30]以往的研究大多從拜占庭帝國皇帝的名稱上考證其可能性;夏德對此問題用力甚勤，但由于他固執(zhí)于“拂菻”之名在中國的傳播與來華景教徒的關(guān)系，極力從教會權(quán)威人士的名稱中尋找這個名稱的由來，方向偏頗，自然也難得其正鴣。

　　我認為，所謂拜占庭王“波多力”，其實并不是哪位皇帝或教皇的名字，而是當時拜占庭皇帝新啟用的稱號 βασιλε??的轉(zhuǎn)音。[31]βασιλε??是古希臘國王的稱號，羅馬帝國時期被代之以“凱撒”、“奧古斯都”等稱謂。在拜占庭帝國初期，這個稱號雖長期非正式地用作拜占庭皇帝的稱號，但作為正式稱號卻是由希拉克略(Heraclius, 610-641)于629年采用的;此前這個名稱的意義相對低微，在希拉克略時代才變成與Imperator即“皇帝”意義相同的稱謂，[32] 故拂菻王“波多力”應指希拉克略。[33]

　　這個稱謂被載入中國史冊，很可能得因于這樣的情形:到達唐帝國朝廷的拜占庭使節(jié)與主持外國事務的唐朝官員交涉時，多次提到“吾皇陛下如何如何”，以強調(diào)這次外交行動的重要性，遂使βασιλε??一詞深印入中國史官的腦海，從而被作為拂菻王的名稱保留下來。以帝號稱呼外國帝王，在中國史冊中不乏其例。如《舊唐書·大食傳》：“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膩?！薄皣n密莫末膩”是 Emir al mumenin的譯音，意為“信從者的君主”，是哈里發(fā)奧斯曼(644-654)的稱號;[34]《宋史·大食傳》：“大食本波斯之別種。……(開寶)七年，國王訶黎佛又遣使不羅海?！薄霸X黎佛”為Caliph(哈里發(fā))的譯音。[35]

　　將βασιλε?? 比對“波多力”還有另外兩個理由。首先是二者的音肖，βασιλε??一詞的第一個音節(jié)在希臘語中讀若va， v、b均為唇音，可以互轉(zhuǎn)，va可轉(zhuǎn)為ba，故βασιλε??轉(zhuǎn)為拉丁文作basileus，ba與漢語的“波”相當;第二個音節(jié)σι以拉丁文轉(zhuǎn)寫為 si，可與ti、to互轉(zhuǎn)，對應漢語“多”;[36]而leu轉(zhuǎn)為“力”，不僅在音韻轉(zhuǎn)變上沒有問題，而且可以在漢籍中可以找到例證?！段簳肪硪哗柖段饔騻鳌罚骸安ㄋ箛妓蘩?。”“宿利城”即 Sele?kεia(Seleukia)，可證leu在漢語中可作“利”或“力”。[37]其次，從史實角度，這一觀點也符合拜占庭的歷史實際：在拜占庭軍事力量無法挽救國家危機的情況下，希拉克略這位親自率軍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爭擊敗波斯帝國，將拜占庭國勢推向鼎盛局面的皇帝，肯定比其他任何人更急于用外交手段來力挽狂瀾。況且，如前所述，在7世紀20年代對波斯的戰(zhàn)爭中，他曾有過聯(lián)合突厥可薩部一起攻擊波斯的成功的外交經(jīng)驗。

　　如果上述觀點能夠成立，那么我們似乎有理由斷言，643年到達中國的使節(jié)很有可能是希拉克略在641年2月死前不久所策劃。雖然具體執(zhí)行者在他死后才將這次外交行動付諸實施，但仍以他的特別稱號——“波多力”——來昭示這次外交行動的非同尋常的意義，希望以此打動中國皇帝下定決心，與拜占庭帝國聯(lián)盟，共同抗擊咄咄逼人的阿拉伯勢力的攻擊。由于此時阿拉伯人已經(jīng)占領(lǐng)波斯全境，封鎖了通過伊朗高原的絲綢之路的交通，拜占庭使節(jié)只能從北部歐亞草原之路東行，即跨越里海、咸海北岸、天山南麓、哈密、到達長安。這條道路正是6世紀下半葉拜占庭帝國與西突厥互通使節(jié)時兩國使節(jié)來回往返的道路，也是裴矩在《西域圖記》做過逆向描述的道路，即“經(jīng)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達于西?！钡穆肪€。

　　643年的遣使以后，拂菻國還向中國六次遣使。其中三次(719年兩次，742年一次)與中亞的景教徒有關(guān)，其他三次(667、701和711)未明言，難以判定。但我們看到，其中乾封二年(667)拂菻使節(jié)所獻貢物中有底也伽，此物是西亞出產(chǎn)的一種名貴藥物，與景教徒的行醫(yī)傳教傳統(tǒng)習慣密不可分。[38]由此可以認為，這六次遣使中至少有四次與景教徒有關(guān)。鑒于這一時期中亞景教大規(guī)模進入中原內(nèi)地這個背景，我們的研究將集中探討這些由景教徒為骨干的“拂菻”使團與拜占庭帝國究竟有何種關(guān)系。

　　如前所論，“拂菻”一名應源自Rum，所以，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指東羅馬帝國，然而，李唐一代，情況又并非完全如此。1909年端方(1861-1911)在《陶齋藏石記》中刊布了阿羅憾墓志的錄文。該墓志出土于洛陽附近，主人公阿羅憾是一位波斯國大酋長。碑文稱這位波斯人“顯慶(656-661)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有稱，名聞[西域]，出使召來至此，即授將軍北門[右]領(lǐng)使，侍衛(wèi)驅(qū)使。又差充拂菻國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傳圣教，實稱蕃心。”有學者相信這里的“拂菻”也指拜占庭帝國，將這位波斯人出使拂菻的活動范圍，擴展到了意大利，將整個事件考訂為：唐高宗派阿羅憾出使東羅馬帝國，以聯(lián)合羅馬軍隊共同抵御白衣大食咄咄逼人的進攻。阿羅憾沿著隋代裴矩《西域圖記》所記載的北路西行。由于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二世在阿拉伯軍隊的攻擊下，一度將宮廷從君士坦丁堡遷到意大利，阿羅憾大概在意大利宮廷見到這位東羅馬皇帝，并立碑紀念——所謂“于拂菻西界立碑”。阿羅憾西行的時間大致在公元663-668年東羅馬遷廷意大利這五年間。乾封二年(667)的拂菻遣使，可能是對阿羅憾出使東羅馬的回訪。[39]這樣的想法過于大膽，意大利學者富安敦(Antonio Forte)認為這樣的考訂“想像失之離譜”。[40]

　　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指出，唐代史籍中的“拂菻”之名可能并不總是指向拜占庭帝國。1942年日本學者榎一雄提出，“拂菻”可能是另一叫“忽懔”的地方的別稱?！昂鲢痢奔碖hulm，位于Balkh與Warwāliz之間。657年蘇定方在伊塞克湖(Issyk-Kul)附近擊敗西突厥后，王名遠在中亞設立行政管理機構(gòu)。榎一雄認為，阿羅憾在這一地區(qū)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當時王名遠建議在中亞所立石碑，就是阿羅憾在“拂菻西界”立下的石碑，二者為同一事物。[41] 岑仲勉于1958年也注意到阿羅憾碑銘中的“拂菻”，認為碑銘中的“拂菻招慰”顯然與王名遠置州縣同時。唯時波斯大部分已被大食占有，所謂‘拂菻西界’，斷不能逾波斯而西，是‘拂菻’只是‘西域’之代用字樣?！盵42] 近有學者對阿羅憾墓志銘進行更為細致的研究，證明這里的“拂菻”乃指吐火羅而言。[43]

　　這種觀點得到中國史籍記載的支持?！缎绿茣肪硪蝗濉陡呦芍鳌罚骸案呦芍?amp;hellip;…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zhèn)都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國，皆羈屬吐蕃。……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 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云堡，與令誠俱班師。于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边@里的“拂菻”顯然也位于中亞(罽賓)。張星烺注意到《新唐書》的這段記載，認為“所謂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不過史家虛夸之辭。拂菻、大食等國當時或皆有祝賀戰(zhàn)勝吐蕃之表文，而史家遂謂為降附也?！盵44]顯然，他沒有考察到“拂菻”在不同情況下所表達的不同地理含義。現(xiàn)在的研究表明，羅馬帝國在中亞的影響是由來已久的，其表現(xiàn)之一是，中亞各國的君王慣于以“羅馬凱撒”自稱，這個稱號在漢籍中作“拂菻罽娑”(“拂菻罽婆”中的“婆”乃“娑”之誤)。[45]

　　如果接受中亞也存在“拂菻”的事實，那么中亞“拂菻”的遣使就存在兩種可能：一是《舊唐書》所記載的這些所謂“拂菻”遣使在根本上與拜占庭帝國并無聯(lián)系，只是中亞的景教徒借用“拂菻”旗號而已。但這樣的理解面臨一個難題：景教徒為何要借用“拂菻”旗號?而《舊唐書》作者何以將中亞“拂菻”的遣使歸于代表拜占庭帝國的“拂菻”名下，將兩種不同意義的“拂菻”并入同一傳記呢?我們固然可以承認中亞的一些地區(qū)如吐火羅具有自稱“拂菻”的傳統(tǒng)，但《舊唐書》將兩個 “拂菻”并入同一傳記的做法，似乎使人不能輕易否定它與拜占庭帝國的聯(lián)系。

　　從客觀上，這一時期阿拉伯勢力對波斯和拜占庭帝國展開的全面攻擊所造成的危機更加嚴重。在波斯方面，薩珊朝國亡后王室成員退居中亞仍堅持抵抗，并積極展開外交活動，爭取唐朝廷的軍事援助?！秲愿敗肪砭啪盼遢d：“永徽五年(654年)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侯為大食兵所殺。伊嗣侯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羅，遣使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薄杜f唐書》卷一九八《西域傳》記載：卑路斯龍朔元年(661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咸亨中(670-673年)，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wèi)將軍。儀鳳三年(678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為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羅國二十余年，有部落數(shù)千人，后漸離散。至景龍二年(708年)，又來入朝，拜為左威衛(wèi)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眾猶存。自開元十年(722年)至天寶六載(747年)，凡十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在拜占庭帝國方面，648年，阿拉伯人占領(lǐng)塞浦路斯，655年在西亞海岸的菲尼克斯大敗拜占庭軍隊。661年穆阿維亞登上哈里發(fā)寶座后，不斷對拜占庭邊防發(fā)動小規(guī)模攻擊，668年冬至669年夏發(fā)起對君士坦丁堡的大規(guī)模圍攻，雖然失敗，但已預示全面進攻的開始。674-680年“七年戰(zhàn)爭”期間阿拉伯軍隊在愛琴海和馬爾馬拉海的攻勢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嚴重危機，拜占庭依靠“希臘火”才勉強解圍。716年阿拉伯軍隊第三次圍攻君士坦丁堡。782年哈里發(fā)麥哈迪的兒子哈倫·拉希德率軍進攻小亞，逼近拜占庭首都，拜占庭帝國被迫求和，向阿拉伯人納貢。[46] 可以說，從6世紀中葉到8世紀末葉，拜占庭帝國所面臨的阿拉伯危機有增無減。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的軍事進攻面前，正如波斯具有遣使唐朝廷、聯(lián)合中國建立抗擊阿拉伯人的具體行動一樣，拜占庭帝國也有同樣的動機和行動。這兩大勢力遣使求援的客觀因素并未消失，因此，中亞景教團體所處的獨特環(huán)境有可能使之成為二者求援于中國的中間媒介。

　　景教即聶斯托里教，原為拜占庭帝國國教基督教之支派。自431年被以弗所宗教會議判為異端，受到拜占庭帝國的迫害后，開始了向東逃亡、遷徙的進程。7、8 世紀是景教教會向東傳播最力的時期，木鹿、哈烈、撒馬爾罕均有大主教區(qū)。[47] 7世紀中葉阿拉伯穆斯林勢力進攻波斯東部時，景教在中亞發(fā)展規(guī)模已蔚為可觀。

　　景教大主教耶穌雅布(Jesujabus，650-660)在一封信中慨嘆，木鹿省數(shù)以千計的_在伊斯蘭勢力入侵面前叛教，其原因并非懼怕阿拉伯人的兵燹，而是為了避免財產(chǎn)損失。[48] 阿拉伯人向中亞的擴張，對當?shù)氐姆鸾毯突痨旖淘斐蓧浩?，[49] 對景教當然也不例外。眾多不愿歸附伊斯蘭教的景教徒自然會加入抵抗運動，故其最初的活動與波斯聯(lián)系在一起。貞觀年間景教徒阿羅本的最初入華，與波斯的抵抗運動有關(guān)。[50]

　　《冊府元龜》卷九七五：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lǐng)大德僧潘那蜜與大德僧及烈來朝。授首領(lǐng)為果毅，賜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還蕃。這位充當使節(jié)的“及烈”的名字又見于景教碑，碑文稱頌他與僧首羅含“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為景教的發(fā)展有過重要貢獻。 [51]顯然，由于景教徒已經(jīng)在中國內(nèi)地與唐朝廷建立了合作關(guān)系，具備從事波斯和中亞各國與中國間進行外交活動的客觀條件，所以利用景教徒業(yè)已建立的這種關(guān)系，爭取和利用他們從事外交活動，爭取唐朝對波斯抵抗運動的援助，對于亡國的波斯王室而言，是非?，F(xiàn)實的選擇。

　　那么，對于同樣抗擊阿拉伯進攻的拜占庭帝國，中亞的景教徒不是具有同樣的利用價值嗎?景教徒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同樣的合作姿態(tài)，同樣可以理解。從客觀上，反抗阿拉伯人的征服所形成的共同利害，有可能使中亞景教團體轉(zhuǎn)向與拜占庭帝國結(jié)成同盟，以實際行動服務于拜占庭帝國聯(lián)合唐帝國抗擊阿拉伯征服的事業(yè)，正如他們積極效力于波斯與大唐的聯(lián)盟一樣。

　　而在拜占庭帝國一面，雖然在阿拉伯人的進攻面前丟失了地中海東部沿岸和埃及的領(lǐng)土，但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為帝國的象征，卻始終巍然屹立，成為帝國力量的象征，并在阿拉伯人多次圍攻中大敗對手，取得危難中輝煌的戰(zhàn)績。這種形勢有可能促使景教徒在服務于拜占庭帝國與大唐帝國聯(lián)盟事業(yè)的過程中出現(xiàn)身份認同上的轉(zhuǎn)變，由原來的波斯身份轉(zhuǎn)向“拂菻”(拜占庭)身份。更重要的是，他們了解到自己宣稱的“拂菻”竟然在歷史上以“大秦”之名為中國人所熟知，這時，宣傳 “拂菻即往昔的大秦”，復活漢魏史籍所盛贊的“大秦”，必然成為景教徒在中原內(nèi)地宣傳活動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于是，“大秦”之名遂在唐朝廷上下大放異彩。景教本身的“波斯經(jīng)教”身份開始向大秦身份的轉(zhuǎn)變。

　　天寶四年(745年)九月玄宗詔令兩京“波斯寺”改為“大秦寺”，并令天下諸府郡置寺者一并照改，應是景教徒在波斯亡國后改變身份認同、大力宣傳活動的結(jié)果。當現(xiàn)實中的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被圍困于小亞一隅，而中國也因751年怛邏斯之敗退出西域時，“拂菻”之名逐漸與現(xiàn)實脫離，演變成為一個飄渺的符號。[53]而漢代以來充斥中國史籍的“大秦”名稱經(jīng)景教徒鼓吹和唐帝國政府的扶持獲得大力傳播，終有781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建立。

　　在這一過程和精神氛圍中，服務于拜占庭外交活動成為景教徒的榮耀。而且，景教與拜占庭所信奉的東正教會在根本上是同一種宗教。景教徒雖與拜占庭教會存在矛盾，但并未完全割斷與后者的聯(lián)系。從客觀上，拜占庭帝國能夠戰(zhàn)勝穆斯林，景教也可以借此得以保存;為拜占庭帝國服務，也就是為自己的宗教信仰服務。在波斯帝國覆亡后阿拉伯勢力咄咄逼人的形勢下，景教徒圖存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拜占庭帝國戰(zhàn)勝伊斯蘭教勢力的可能性上，為此它愿意為拜占庭帝國效命，促成拜占庭帝國與唐朝廷的聯(lián)合。719年突厥可汗給其子命名為Frōmo Kesaro，即“拂菻皇帝”，說明拜占庭帝國與阿拉伯人的戰(zhàn)爭和中亞各族的抵抗運動保持著某種互通聲息、相互支持的關(guān)系。[54] 這使景教徒更容易轉(zhuǎn)向拜占庭一邊。

　　不過，唐朝廷從自己的戰(zhàn)略出發(fā)，對拜占庭的聯(lián)合意向，顯然極為謹慎，避免與阿拉伯勝利發(fā)生沖突。751年高仙芝統(tǒng)率的唐朝軍隊在怛邏斯被阿拉伯軍隊擊敗，唐朝勢力退出西域，阿拉伯人成為中亞的絕對強權(quán)。阿拉伯人在征服過程中雖然手段暴戾，但在征服中亞地后對當?shù)仄渌掏讲扇∠鄬捜莸恼?，這在客觀上大大削弱了包括景教徒在內(nèi)的各抵抗勢力的反抗。

　　景教徒面對大勢已去的形勢，已難有作為，所以改變行動方針，不再為拜占庭帝國和大唐帝國的聯(lián)合而奔忙，退而專注于中原腹地的傳教事業(yè)。于是，在中國史籍中便再難看到景教徒為中國與波斯和拜占庭帝國外交往來穿梭的痕跡了。至會昌五年(845)武宗下令禁絕佛教，景教受到牽連，本身的存在也成為問題，其活動被官方禁止。景教徒在唐帝國的傳教活動以及它在拜占庭帝國與中國外交關(guān)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成為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