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哪個朝代的詩人的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jīng)世之才”,并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了白居易個人信息相關(guān)介紹,供大家參閱!
白居易個人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yōu)。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yōu)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quán)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jié)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后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nóng)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于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飛云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云。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并行于世。
白居易主要成就: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quán)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jīng)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guī)矩,回故鄉(xiāng)守孝三年,服孝結(jié)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quán)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zhèn)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墒悄切┱茩?quán)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guān)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xiàn)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白氏長慶集》作品介紹
《白氏長慶集》是唐代白居易作品集名。本書原在唐穆宗長慶年間編集出版,故名。原為七十五卷,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到了宋代已經(jīng)亡軼四卷,現(xiàn)存七十一卷。有影印宋紹興本,不分前、后、續(xù)集,其中詩三十七卷,分為諷喻、閑話、感傷、歌行、雜律等,文三十四卷。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shù)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3000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社會作用。強調(diào)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辭質(zhì)而徑”,辭句質(zhì)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nèi)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于吟唱(《新樂府序》)。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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