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的意義是什么
1937年7月7日(丁丑年五月廿九)，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以及由此開始的八年抗戰(zhàn)，是傳統(tǒng)中國轉折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必經之道。盧溝橋事變的歷史意義及價值是什么？下面隨學習啦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盧溝橋事變的歷史意義
領導以北伐為標志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tǒng)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北伐成功后，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xù)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后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系觀察，“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后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復盤：日本執(zhí)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xiàn)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tǒng)中國如何走向現(xiàn)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xiàn)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xiàn)代化先發(fā)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才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zhàn)爭開始，其后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及甲午海戰(zhàn)，無不是傳統(tǒng)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zhàn)。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動蕩。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zhàn)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zhàn)，結果顯現(xiàn)：“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啟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tǒng)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并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獨立的國家，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zhàn)。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tǒng)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xiàn)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注意的所謂“民國范”。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8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復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于前……西北中國，并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zhàn)，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zhàn)。西南地區(qū)，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zhàn)爭多達480余次。
中國的統(tǒng)一，徒有其表。民國范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于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并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家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于失敗之后，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
1931年，長江、準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蕩與局部沖突。日本關東軍精心選擇這一時刻，完成了對沈陽的占據，隨即又在百天之內，完成了對東三省的占領。與歷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軍國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作為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zhàn)，上升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但是，東三省雖為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運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復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fā)，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并進占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lián)的大部分國土。而這一套戰(zhàn)略邏輯，之于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家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qū)劃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xié)定，現(xiàn)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zhèn)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只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家到了必須回應這一挑戰(zhàn)的關鍵時刻。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fā)出了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zhàn)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后，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zhàn)爭始，接近100年后，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后，這個國家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zhàn)，而決不求戰(zhàn)……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zhàn)!”這當然不是實力比較的計算所能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民族到了最后關頭必需的選擇。歷史自有邏輯，統(tǒng)一的獨立的中國的建立，亦即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需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需要經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復雜格局并最終打垮日本，中國才能開啟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創(chuàng)建之路。
盧溝橋事變的歷史價值
“盧溝橋事變”，以及由此開始的八年抗戰(zhàn)，是傳統(tǒng)中國轉折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必經之道。但在更寬泛的空間里觀察，它的價值并不僅止于此。
改變曾經的忍讓與退縮，頑強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如此擔當所影響的并非中國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對到訪的孫科坦言：“我深知中國不僅是為自己作戰(zhàn)，也是為蘇聯(lián)作戰(zhàn);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占領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貝加爾湖。”稍后，日本關東軍擅自出動數萬大軍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與蘇軍作戰(zhàn)，接連兩次發(fā)動攻勢，均遭失敗。這意味著，當日本陸軍兵力深陷中國戰(zhàn)場時，無法配合德國東西夾擊蘇聯(lián)，導致東西方法西斯國家各行其是，毫無戰(zhàn)略配合。1938年5月，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在電文中提出：“我們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既是為他們自己也是為我們而戰(zhàn)，因為只有日本人的失敗才能把我們從危及我們在遠東地位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與此同時，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備忘錄中說：“中國正在為所有的守法國家而戰(zhàn)斗。”
中國的選擇，一個弱國的抗爭，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命運，改變的是全球性格局。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最后關頭的應戰(zhàn)”，其作用，中國方面當然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抗戰(zhàn))不獨求民族之解放，不獨求領土主權之完整，實亦為全世界各國之共同安全而戰(zhàn)也。”對中國的抗戰(zhàn)意志，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主張：“聯(lián)合蘇聯(lián)，組成中、蘇、美、英對日聯(lián)合陣線。”而此際由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向國內發(fā)回的報告認為：“只是由于……中國抗戰(zhàn)擋住了日本軍團。”
中國全面抗戰(zhàn)開啟后三年，英國進行英倫保衛(wèi)戰(zhàn);四年后，蘇聯(lián)開始衛(wèi)國戰(zhàn)爭;四年半，美國加入反法西斯戰(zhàn)爭。日本、德國與意大利軸心國的侵略野心，由日本進占東三省與華北開始，最終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次世界大戰(zhàn)，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戰(zhàn)“遺產”。同時，中國亦被此次大戰(zhàn)深刻改變。徐中約評論：“中國通過長期的反侵略斗爭，從戰(zhàn)前的半殖民地狀態(tài)一躍而為五大國之一及聯(lián)合國創(chuàng)始國。在其近代歷史上，中國的國際威望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崇高。”
中國的現(xiàn)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動關系里的嶄新面貌，開始于1937年——“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說：“我們沒有忘記，中國人民在這次戰(zhàn)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zhàn)斗的。”
拓展閱讀：盧溝橋事變相關介紹
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zhàn)的起點。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因為盧溝橋事變事件是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七七事變發(fā)生，事件的發(fā)生標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占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 橋。七七事變爆發(fā)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tǒng)轄的約17000人的偽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占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為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zhàn)略地位更加重要。為了占領這一戰(zhàn)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對北平虎視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lián)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jié)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qū)。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zhàn)斗，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 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fā)現(xiàn)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并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fā)，予以拒絕。
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tài)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tài)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xié)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fā)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守衛(wèi)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zhàn)。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wèi)國土流最后一滴血!”的響亮口號。
抗日戰(zhàn)爭由此全面爆發(fā)，日軍挑起的七七事變帶來了中國長達八年的浴血抗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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