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的“大歷史”傳統(tǒng)
中國古代史學的“大歷史”傳統(tǒng)
“大歷史”認為，歷史不限于“人類史”，而且應該包括“自然史”。20世紀80—90年代，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史學界，幾乎同時都有史家大力倡導這種“大歷史”，呼吁歷史研究應該“人類史”與“自然史”并重。尤其西方一些史學家，更是身體力行，積極開設“大歷史”課程，撰寫用作教材的“大歷史”著作。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上篇
說中國古代史學具有一種“大歷史”傳統(tǒng)，絕非危言聳聽之論，而是有其事實依據(jù)的。這，自然還得從被世人譽為“史圣”的司馬遷講起——
毋庸置疑，司馬遷頭上的桂冠已經(jīng)很多，不過，還有兩頂極少被論者言及的桂冠應該再給他戴上：一曰“大歷史”史觀的倡立者，二曰“大歷史”史著范式的開創(chuàng)者。
關(guān)于司馬遷的“大歷史”史觀，20世紀90年代筆者曾撰有《論司馬遷的“大歷史”史觀》一文行世。在這篇文章中，我從三個層面論述了司馬遷“大歷史”史觀的具體內(nèi)容：
一、就自然與人類的關(guān)系來看，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的主張。
二、在過去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上，司馬遷力主“通古今之變”。
三、對于各家學說，司馬遷“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同，整齊百家雜語”。
至今，我仍堅持這些看法。當然，在上述三個層面之中，第一層面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其為司馬遷“大歷史”史觀之關(guān)鍵所在。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天人相應、天人合一的觀念，源遠流長，其來有自。盡管研究者對這種觀念產(chǎn)生的時代尚有不同看法，但自戰(zhàn)國后期以來天人相溝通、天人可感應的認識逐漸成為時代思潮的觀點，則為多數(shù)研究者所接受。這里所謂的“天”，既有神學人格性，也有自然物質(zhì)性，實際可以理解為自然、宇宙;所謂的“人”，既指人類及其個體，也進而指社會、政治。西漢時董仲舒進一步把“天”與“人”連接起來，確認“人”“天”也就是人事政治與自然規(guī)律有類別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構(gòu)，并使之成為大一統(tǒng)帝國制定秩序的理論基礎(chǔ)。雖然今天來看，董氏的天人論相當荒.唐、可笑，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當時卻不失為一種“先進的理論”。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正是把這樣一種“先進理論”運用于史學領(lǐng)域，去追求人類社會與自然存在的統(tǒng)一和諧，去探討“天”的客觀趨勢和“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關(guān)系。
司馬遷“大歷史”史觀的其他兩個層面所論，應該是他用“究天人之際”的眼光去考察過去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各家學說關(guān)系的結(jié)果。所謂“通古今之變”、“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顯然和“究天人之際”一樣，都是要求得某種和諧與統(tǒng)一，是一種匯融與調(diào)適，大有執(zhí)“中”的意味在里面。
關(guān)于“大歷史”史著范式的開創(chuàng)，具體反映在《史記》全書內(nèi)容的編排上。有關(guān)這個問題，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指出：
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唐人張守節(jié)《正義》引顏云：“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群臣尊輔天子也。”由此可見，《史記》一書的內(nèi)容編次，是以天象、物象比附人事而進行的。這種做法，明顯同“究天人之際”的主張完全一致。尤其這當中關(guān)于“八書”的安排，上自天文，下到地理，囊括“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quán)山川鬼神，天人之際”，充分顯現(xiàn)了一種無所不包的“大歷史”格局。
當然，“八書”之中，最匠心獨運之處，還在于特為“天”所設立的專門篇章。這就是所謂的《天官書》。對此，古代注家解釋稱：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按《書》分七章：一、經(jīng)星;二、五緯;三、二曜;四、異星;五、云氣;六、候歲;七、總論。
此《書》敘周天列宿，于其句圜隋兌之形、前后向背之勢，縱橫指畫，宛列目前。
從上述可知，《史記》之《天官書》實際是對那個時代以星氣為主的天象學成就所做的一次全面梳理整合。
據(jù)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雖然他已經(jīng)清醒地認識到那些“星氣之書”的“不經(jīng)”與“不殊”，但仍然“比集論其行事，驗以軌度以次”，編撰成一篇洋洋乎關(guān)于“天”的大文章。對于如此做法的意圖，盡管司馬遷沒有留下文字說明，然而他的實踐卻雄辯表明，此舉為中國史著的編撰，樹立了一個“天”“人”同書的范式。
應該說，司馬遷樹立的“天”“人”同書范式，稱得上是該時代一個石破天驚的偉大創(chuàng)造。這里的“天”，雖然只是具體言星氣之類問題，但其方向所指還應是以天象為代表的“自然史”。這里的“人”，當然指人事，引申為“人類史”似應該順理成章、沒有太大問題。所以“天”“人”同書范式，就其實質(zhì)而言，亦即“自然史”、“人類史”同書范式。此舉開創(chuàng)了一種“大歷史”史著的編寫體例，意義極其重大。司馬遷的《史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大歷史”著作，同時也堪稱世界上第一部“大歷史”著作。
下篇
撰寫《漢書》的班固，是司馬遷之后的又一位偉大的史學家。他繼承了司馬遷開創(chuàng)的紀傳體史書的形式，并進一步將其由“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部分構(gòu)成的通史，規(guī)范為由“紀”、“傳”、“表”、“志”四部分構(gòu)成的斷代史。自此以后，中國歷代史書的編寫，基本上皆沿用《漢書》模式，以紀傳體的斷代史為標準。
不過，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卻每每被人們所忽視，那就是班固不僅繼承和發(fā)展了司馬遷所開創(chuàng)的紀傳體史著體例，而且也把他開創(chuàng)的“天”“人”同書的編寫范式或曰“大歷史”編寫范式繼承和發(fā)揚。前文已經(jīng)指出，《史記》中有關(guān)“天”的部分名曰《天官書》，而《漢書》中這部分內(nèi)容則改名《天文志》。如此一來，就出現(xiàn)了中國史學史上一種非常獨特的現(xiàn)象：自《史記》而后，在中國古代史學經(jīng)典式的所謂正史當中，絕大多數(shù)史著都仿效司馬遷的做法，特別設置有關(guān)“天”的專章;其多數(shù)如《漢書》那樣叫作《天文志》，也有一些則將篇名略加變化曰《天象志》等——稱謂雖略異，但實質(zhì)皆相同。其具體情況可分述如下：
《史記》《天官書》1卷，在志書中排序(以下簡稱“排序”)5。
《漢書》《天文志》1卷，排序6。
《后漢書》《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4。按：此系以《續(xù)漢書》志補之。
《晉書》《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1。
《宋書》《天文志》4卷，排序5。
《南齊書》《天文志》2卷(上、下)，排序3。
《魏書》《天象志》1卷(四部分)，排序1。
《隋書》《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4。
《舊唐書》《天文志》2卷(上、下)，排序4。
《新唐書》《天文志》3卷，排序5。
《舊五代史》《天文志》1卷，排序1。
《新五代史》《司天考》2卷，排序1。
《宋史》《天文志》13卷，排序1。
《遼史》《歷象志》3卷(上、中、下)，排序4。按：此為歷法、天象合編;下卷設“象”“星官”兩目。
《金史》《天文志》1卷，排序1。
《元史》《天文志》2卷，排序1。
《明史》《天文志》3卷，排序1。按：自《史記》至《明史》，習稱“二十四史”。
《清史稿》《天文志》14卷，排序1。按：“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亦稱“二十五史”。
據(jù)上述，可知在整個“二十四史”中，71%的史著設有關(guān)于“天”的專章;如以“二十五史”為計，則比例多出一個百分點，達72%。就有關(guān)“天”的專章卷數(shù)而言，3卷以上者(含3卷)占50%。其中《宋史》有13卷之多，《清史稿》則多達14卷。從“天”的專章在“志”部分的排序來看，有50%的史著是將其排在首位的。特別是自《五代史》以下，除《遼史》之外，其他各史均將“天”的專章置于“志”書之首，顯現(xiàn)出明顯的變化。
以上事實表明，司馬遷所開創(chuàng)的“天”“人”同書史著編撰形式，經(jīng)班固繼承后又進一步為歷代史家所遵行，乃至蔚然成為一種傳統(tǒng)。而這，恰恰也就是“自然史”、“人類史”并重的“大歷史”傳統(tǒng)。
于正史之外，中國古代史學的“大歷史”傳統(tǒng)還可從眾多的其他形式史著以及類書那里明顯看到。前者不妨以鄭樵所撰《通志》的《二十略》為例分析，后者則可用唐代類書《初學記》為例來作透視。
鄭氏《通志·二十略》，分別是“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20“略”。其自天、地、人、禮、樂、書，到經(jīng)濟、政治、法律、藝文，乃至金石、蟲草，幾乎應有盡有，無所不包。如此博大的氣魄和規(guī)模，顯然是與司馬遷所開創(chuàng)的“大歷史”傳統(tǒng)一脈相承的。
類書雖非專門的史著，但凡治中國古史的學者都知道，它總是被作為史書來使用的，所以也就與史學息息相關(guān)?！冻鯇W記》為我國現(xiàn)存較早的一部類書，計有“天”、“歲時”、“地”、“州郡”、“帝王”、“中宮”、“儲宮”、“帝戚”、“職官”、“禮”、“樂”、“人”、“政理”、“文”、“武”、“道釋”、“居處”、“器物”、“寶器”、“果木”、“獸”、“鳥”、“鱗介”、“蟲”24“部”。這同樣也是包羅萬象的氣勢，屬于“大歷史”的做派。
總之，自司馬遷在《史記》中設置《天官書》、開創(chuàng)“天”“人”同書的史著編寫范式之后，中國古代史學一直奉為基本的準繩，從而形成了一種“大歷史”傳統(tǒng)。這一點，無疑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顯著特點之一。
余論
近世以來，在中國掀起了洶涌澎湃的學習西方、用近現(xiàn)代西方文化改造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其所取得的成績應該說很多很偉大，但存在的問題乃至失誤也應該承認的確不少。就史學領(lǐng)域而言，引進、借鑒西方的史學理論，特別是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之指導我們的歷史研究，從而使中國史學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革。這些，大家有目共睹，毋庸細說。不過在此過程中，每每也出現(xiàn)了把洗澡水和嬰兒一同倒掉的現(xiàn)象。如將自司馬遷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史學“天”“人”同書的“大歷史”傳統(tǒng)丟掉，便是典型的一例。
記得21世紀初始，在一次展望新世紀中國史學的學術(shù)研討會上，我做了一個倡導大歷史、大史學的發(fā)言。不想遭到許多與會先生的批評。這些先生將我所主張的“人類史”、“自然史”并重的“大歷史”視為離經(jīng)叛道，認為是悖逆行為。由此可見中國現(xiàn)當代學者對于歷史本身的理解，已經(jīng)與古代史家的“天”“人”同書有了極大的不同。這些學者把歷史僅僅限于“人”(即“人類史”)，而將“天”(“自然史”)排除于歷史研究之外。這一現(xiàn)象表明，經(jīng)過西方近現(xiàn)代文化改造的中國現(xiàn)當代史學主流，已經(jīng)把古代史學的“大歷史”傳統(tǒng)完全丟掉了。
今天，面對世界范圍內(nèi)人們越來越重視“大歷史”的學術(shù)走勢，中國學人應該做的事情，恐怕首先就是恢復被丟掉的古代史學的“大歷史”傳統(tǒng)。當然，這種“恢復”不能理解為簡單的仿效，更不是形式主義的全盤照搬，而必須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自覺而積極地繼承與超越。我深信，有著數(shù)千年“大歷史”傳統(tǒng)的中國史學，對于當今新興的“大歷史”史學發(fā)展，必將作出自己的特有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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