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文學畢業(yè)論文(2)
我國古代文學畢業(yè)論文
我國古代文學畢業(yè)論文篇二
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的價值判斷
摘要：本文對古代文學教學的價值判斷作出一個歷史脈絡的梳理，認為文學的教學史，即是價值判斷的變遷史。儒家的雅正觀念是歷史上文學教育的主流價值判斷，“五四”之后這個傳統(tǒng)被切斷。在現(xiàn)代性流弊層出不窮的今天，古代文學的教學應該從前現(xiàn)代中吸取精神資源，倡導儒家的君子品格，以育人為目的而進行文學教學的價值重建。
關鍵詞：古代文學;教學;價值判斷
近年來與學生交流以及在網絡上、學術會議上都碰到了學習、研究古代文學的意義追問問題。有就學術研究而言，我們研究傳統(tǒng)文化遺產目的是為了弄清歷史真像，主要運用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但就教學而言，僅有事實判斷是不夠的，教師還負有育人的職責，不僅要介紹知識，更主要的還應該有人文關懷，把古代文學中的真善美介紹給學生，陶冶學生的情操，從而使一己之道，一身化作千百億傳播給社會并達到引導社會、改造社會的目的。所以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不應該只成為知識的傳聲筒，更應該肩負起傳道的功能。那么古代文學教學中如何處理價值判斷問題?本文對古代文學教學的價值判斷先作一個歷史脈絡的梳理，并對當下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淺見，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代文學教學價值判斷的歷史回顧
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已有久遠的歷史。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以《詩經》教授弟子。對于《詩經》三百篇，孔子解釋的總原則是“思無邪”。至于這樣解釋是否合乎《詩經》歷史原意是另外一回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價值判斷方式：要求學生對《詩》的理解要合乎道德的善。在這一原則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來是描寫美女的詩句，而孔子在解釋時卻要聯(lián)系上“禮儀”之類的做人道理。(《論語·八佾》：子夏問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日：“禮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漢代所謂齊魯韓毛四家說詩，大抵都是繼承孔子的說詩傳統(tǒng)，流傳至今的《韓詩外傳》幾乎全是道德解說、倫理規(guī)范以及對人生的忠告。即如《毛傳》，解說每一首詩，也總是先點明歌頌什么，諷刺什么，目的是在育人，而不是審美。所謂三百零五篇可以當諫書，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說明今天的人們當成文學欣賞的《詩經》，在古人則更重視其倫理教化的功能，其目的是通過學《詩》培養(yǎng)君子品格。魏晉以降，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人開始自覺地寫作美文，將其視為“不朽之盛事”，從而更看重文學的審美品格。雖然文學開始重視形式，講求文采，但通過文學明道、傳道的意識在歷史上始終沒有中斷。劉勰的《文心雕龍》，提倡“征圣”和“宗經”，認為文學應以圣人的著作為學習的榜樣，所謂“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也就是說文學只有“明道”，才有其自立和流傳的價值。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雖然從經學的附庸中日漸獨立出來，但文人士子所受的教育，仍以六經為主。據顏之推《顏世家訓》，在南北朝戰(zhàn)亂易代之際，那些不學無術的世家子弟在離亂之后，“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他們因別無治生的本領而命運悲慘;而那些“百世小人”，也就是寒門子弟，如能明《六經》之旨，“猶為一藝得以自資”，“尚為人師”可以糊口(參見《顏氏家訓·勉學》)。由是可知，即使是在戰(zhàn)亂年代，儒家的六經教育仍是整個社會教育的基礎，這已成為人民大眾的普遍選擇。這種教育對文學藝術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從唐代至北宋，進士考試重詩賦，唐以來教人寫詩的各種詩格之類的教科書非常之多，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偏重文學，看重藝術，實際上并沒有脫離經學的價值判斷。據《新唐書·選舉志》：“凡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貼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等。”南宋時也有人提出，詩賦需“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以駢儷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通考·選舉四》)。由是可知，做好詩賦也必須貫通六經百家為基礎，經學對詩賦的哺育和營養(yǎng)不可低估。這就不難理解初唐四杰為什么批判齊梁詩風，陳子昂為何提倡“漢魏風骨”與“風雅興寄”，李白、杜甫為何“上薄風騷”、關心現(xiàn)實，元稹、白居易為何興起新樂府運動了。以詩賦取士，雖然也造成了士風躁進浮艷的流弊，唐以來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但因為這種考試方法與經學的聯(lián)系，使經學的價值判斷直接影響到詩學，用這種選舉法錄取的士子，出現(xiàn)了不少愛國愛民的能臣廉吏。正如蘇軾所說：“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shù)，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蘇軾全集·議學校貢舉狀》)韓愈等人掀起的古文運動，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古文能更好地傳播儒學，學寫古文的真意在于傳道、明道。
從宋仁宗慶歷新政開始，科舉制度改革，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把詩賦放在次要地位。至宋神宗時王安石進一步改革，考經義，廢詩賦。從此之后，古文運動進一步開展，討論古文寫作的教科書多了起來。如南宋呂祖謙的《古文關鍵》以選本的形式，介紹歐陽修、蘇軾等人的文章，目的在于啟發(fā)士子掌握科舉文章的寫作技巧;至于古文義理，則以闡發(fā)圣道為主。但科舉試經義，廢詩賦，也為考試閱卷帶來了不便，正如蘇軾所說：“其為文也，無規(guī)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蘇軾全集·議學校貢舉狀》)也就是說，考試經義，舉子們全是在闡發(fā)圣人微言，義理上都不成問題，能評判文章高下的，就只有看寫作技巧了。詩賦中的聲病對偶在閱卷時能馬上看出高下而好打分，古文就不太好評判成績了。因此，明代出現(xiàn)八股文，實在也是出于考官方便判卷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八股文講對仗，在形式上要求很嚴，要做好時文，就好比戴著鐐銬跳舞還要跳得輕松，這就需要才氣。八股文若想做得不浮庸，就是吸收古文的技法，也要多讀書才行。所以明清時期八股文與古文存在一種互動的關系。歸有光與方苞的古文都與時文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我們梳理科舉制度的歷史，意在說明在古代對于文學教育的價值判斷問題。詩文在古代一直是文學的正宗，宗經、明道、培養(yǎng)廉潔清正的君子人格是歷朝歷代都不容置疑的價值理想。文人講求寫詩與作文的技巧一方面有“不朽之盛事”的考慮，同時與科舉制度的要求也有很大關系。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科舉考試，古人會對讀儒經以及寫詩作文有如此大的熱情。至于詞、曲、小說等文體，在古代從來都是被視為“馀事”，并沒有很高的地位。這些文體開始出現(xiàn)于宋代之后的市井民間，出于文學消費和市場的需要，在內容上多迎合個人欲求與市民趣味，思想上往往與正統(tǒng)有一定距離。但隨著文人逐漸參與這些文體的創(chuàng)作，最終都經由了由俗而雅的蛻變過程。反映在價值理想上，這些文體也逐漸淡化個人的、市民的趣味，而其中的士大夫情懷卻漸趨濃烈。因此就文學而言，詩教與文以載道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流傳統(tǒng)，也是古人文學教育的基本價值判斷。雖然歷史上，如李贄等異端思想家倡導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價值，但這畢
竟是中國文學大傳統(tǒng)中的小傳統(tǒng)，從整個文學史來看，并不占主流地位。事實上，以儒家思想為價值判斷的文學傳統(tǒng)，對凝聚民族意識、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引導作用。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人面臨西方列強，于是產生救亡圖存問題。一批有危機意識的士大夫，正如梁啟超所說：“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tǒng)派公然舉叛旗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部分知識人先是認為之所以被列強凌逼是因為武器不行，后來又懷疑甚至否定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隨著西學的大舉東進，西洋文學觀念陸續(xù)傳入中國，在“五四”之后，中國文學史觀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首先從思想上，對舊有的價值判斷進行了全面的顛覆，打倒孔家店、批判舊禮教成為思想界、文學界的主流。陳獨秀發(fā)表《文學革命論》，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主張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他疾呼：“要擁護德先生(按：即民主)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改革文學語言，提倡白話文學。他推崇施耐庵及其《水滸傳》、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等白話小說，并親撰《白話文學史》，推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而歷史上的俗文學，歷來因為其思想上更切合市民趣味，更多地游離于儒家思想之外而為正統(tǒng)士大夫所不屑。在清代，所謂“《西廂》誨淫，《水滸》誨盜”是評價的主流，乾隆帝曾親把這兩部書定為“穢惡”之書，認為“使人閱看，誘以為惡”。(參見張人和《近百年(西廂記)研究》，《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6年第三期)這種評價并非只代表清高宗個人意見，在封建時代應該是主流看法。而胡適為白話文學翻案并推為正統(tǒng)，其意義并不僅在于引起文體的革命，更主要的是帶來了文學史觀及思想上的革命。詩文在古代是傳道的載體，一旦打倒了文言，也就意味著割斷了道統(tǒng)，切斷了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價值。在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倡導下，一些在封建時代處于邊緣的文體以及被視為異端的思想，從此走向了文學史的前臺，反封建、反禮教也成為正面的價值判斷。曾有論者就“五四”之后的“殺父”情結做過梳理和研究，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相當多的文學作品，矛頭都指向了封建家長制，將家長專制視為社會罪惡之源，背叛家長成為進步的象征。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與撰寫者在古代也找到了不少背離封建倫理道德的文學資源，這些資源大多保存在古代戲曲、小說等俗文學之中。這樣，在價值判斷上，從前被顛倒了的，重新再顛倒過來，從前被視為異端的，如今成為正面和被推祟的經典。所謂“文學史”(history of literature)是近代之后從西方傳過來的一個概念或學科：在中國古代，并無“文學史”之名，但有文學史這種學術樣式的實際存在。比如古代有些目錄書，其實就是中國傳統(tǒng)、中國氣派的文學史。如《四庫全書總目》的集部，其大小序即是簡明的文學史或文體史。《總目》對每部文人著作所作的提要，包括對作者、書籍版本的考證，對書籍內容及文學地位的點評，都是文學史所應有的內容。翻閱這些目錄書，可知古人對文學思想、文學內容以及文體的理解都離不開儒家雅正觀的價值判斷，與“五四”之后價值評判相比可以說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五四”之后，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唯物史觀作指導寫作文學史、講授文學史成為一種新的價值判斷。1942年，毛澤東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建國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夕，文學史的編寫與講授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從階級性、人民性的觀點看待和評價古代文學，是那一時期的價值判斷方法。在這一原則下，古代文學中反映農民造反與革命的文學作品大受追捧。““””時期，有的文學史把數(shù)千年的漢文學史說成是儒法斗爭的歷史，甚至山水詩也因其貴族氣質、脫離人民群眾而受到貶斥。1979年，伴隨改革開放大幕的拉開，鄧小平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開幕式上致祝辭，并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強調了黨的文藝思想和理論主張。以此為據，《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從此“二為”成為新時期文藝路線和文藝政策的總方針。與以往相比，“二為”文藝政策較為寬松，因此，80年代以來，各高校文學史教材的選擇和使用逐漸多樣化，在文學史的寫法上也呈現(xiàn)出價值判斷的多樣化。如近二三十年以來，各高校選用過的教材，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章培恒和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郭豫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以及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等等。這些著作的編排思路以及對文學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教材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突出人民性;有的肯定張揚人的自由性、個性，強調人性，以人性論來解釋文學性;有的則注重以史學的思維和方法去處理文學史料，力求接近或還原文學史的實際。這種多角度的寫作與不同價值觀的選擇說明：對文學的解讀和講授可以是多視角、多側面的，文學史也并非只有一種寫法和教法。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只要是嚴肅的學術研究，因不同的理解與不同的寫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豐富和完善文學史這門學科。即使現(xiàn)在或將來，也不可能只有一種理解、一種模式、一種寫法，而只能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總序論》第一卷)
二、當今古代文學教學價值判斷之我見
如果比較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校所使用過的教材，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不同的文學史在價值話語上有微妙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伴隨近三十年年中國社會的變遷而出現(xiàn)的一種調整。如八九十年代各高校普遍使用成書于50年代的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此書仍注意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階級性。而在世紀之交出版并為很多高校所采用的袁行霈等人編寫的文學史(1999年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其編寫背景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之時，因此該書的編寫自覺不自覺地配合了當下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大勢。比如袁本文學史對古代小說、戲曲以及晚明文學思潮中張揚個性、肯定人欲、崇尚經商等文學、文獻史料介紹了很多，不僅在史料的選取上彰顯了價值傾向，而且還直接進行價值引導。如此書第四卷第10至11頁，先是介紹了受王陽明心學影響的袁宏道公開宣揚人間的真樂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乃至“賓客滿席，男女交舄”，“妓妾數(shù)人，游閑數(shù)人”等等。如果說這些史料還并不能說明作者的價值選擇的話，那么袁本對明代王學左派影響下的新文學思潮所下的斷語則是彰顯了編者鮮明的價值好
惡：“隨著主體意識的加強和人的自我價值的覺醒，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貨’‘好色’的潮流，也將 文學家的目光引向‘穿衣吃飯’、‘百姓日用’，寫‘時俗’、寫物欲、寫性愛，擴大了題材范圍。他們面向現(xiàn)實，……有力地沖擊了當時的封建禮教，至使明代文學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氣象。”袁本仿佛很遺憾晚明文藝思潮與儒家倫理道德決裂不夠徹底，評論說：“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一批新思潮的弄潮兒所持的思想武器心學與禪宗，本身就是封建 文化圈中的倫理說教和宗教麻醉。他們有時敏銳地亮出了閃光的思想，但有時又回歸到正統(tǒng)的儒家倫理教條和佛家的虛無主義。更何況當時整個封建勢力還相當頑強……”從對戲曲、小說的內容評價來看，批判封建禮教戕害人性、鼓吹人欲的合理性以及倡導個性解放成為袁本的文學價值取向之一。
平心而論，袁本的文學史成書于中國式的市場 經濟剛剛建構之時，此時在文學史中宣講個性，肯定物欲，張揚人的自由和權利，對于讀者突破傳統(tǒng)保守思維，對促進思想解放有其積極意義。但這畢竟是價值選擇之一。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文學史的撰寫與講授應該跟上變化了的形勢，關注當下的 社會現(xiàn)實以及當下人們的心靈需求，從而做出適當?shù)恼{整。馬克思主義文藝史觀認為，文學活動是人的主體對于客體的認識與反映。“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文藝反映生活，也反作用于生活。如果說袁本的文學史價值觀是當時為構建市場經濟的文化需要而做出的一種選擇的話，世易時移，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出現(xiàn)了，通過文學傳達的價值觀念也需要做出進一步的調整。比如當今社會上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物欲主義、拜金主義、道德信仰的缺失、誠信的匱乏以及由此出現(xiàn)的腐敗貪黷、 環(huán)境破壞、食品安全、貧富差距、家庭解體、倫理失序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促使人文 工作者、 教育者思考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國民的精神與價值重建問題。這也是“生活決定意識”的一個現(xiàn)實課題。因此，對于古代文學的教學，教師不應該只是一個古代知識的傳聲筒，更應該肩負起“傳道”責任，培養(yǎng)學生具有健全的人格，有善良的品行、優(yōu)美的品位，某種程度上說，這才是文學教育者更為重要的責任。因此，我認為，古代文學作品的選擇與教學，在當前的形勢下應以是否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是否有利于和諧心靈的培養(yǎng)而進行取舍，這樣的價值判斷標準與當今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相吻合，也是“二為”方針以及鄧小平文藝思想在新形勢下的 發(fā)展運用。具體設想如下：
其一，不能把古代文學研究模式完全等同于教學。古代文學史的研究以還原歷史、把握歷史真相為主要目的。歷史上的文學題材林林總總，有大傳統(tǒng)、有小傳統(tǒng)，有正統(tǒng)、有異派。有寫嚴于律己、憂國憂民等合乎儒家雅正思想的作品，也有鼓吹及時行樂的艷情淫糜文學。有富有理想、積極向上、熱情豪邁的作家作品，也不乏消極頹廢、陰郁傷感之作。作為研究者，可以對任何一種文學現(xiàn)象都做出細致的研究分析，以使整個的文學史脈絡更加清晰鮮明，在研究的過程中甚至不妨保持價值的中立，以還原歷史、弄清真相為第一義。但在教學之中，文學史料與文學文獻的選擇與偏重，往往背后反映出教師的價值判斷，選什么樣的作品進行教學，往往會直接影響到學生心靈世界與文學接受態(tài)度。
其二，對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學觀念重新做出評估。儒家文學觀念有兩千多年的傳統(tǒng)。大體來說，儒家人文傳統(tǒng)包括積極進取精神、憂國憂民情懷、天人合一觀念、嚴于律己的道德意識、義利之辨的人我關系、熱愛自然、與萬物渾然同體的宇宙意識等等。含蘊這些思想的作品，古人評之為“雅正”。不符合這些思想特點的作品在古代雖也有大量的存在，但畢竟不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不能而且也不應該使某些非主流的俗文學堂而皇之擠進文學的經典。因此，儒家文學觀念和價值判斷，對于當今浮躁而又急功近利的世人心態(tài)仍是一幅鎮(zhèn)靜和清涼劑，對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養(yǎng)和諧心靈都有啟發(fā)和幫助。
目前，西方 哲學界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一些價值觀念也在做出深刻的反思。套用一位古希臘哲人所言，面對現(xiàn)代性，我們不要在眺望其星輝時卻忘記了腳下的陷阱。現(xiàn)代性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物質便利的同時，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了滅頂之災，人的貪婪和攫取使人際關系發(fā)生了扭曲，使環(huán)境遭到破壞，正如鮑曼所言：“精神方面的疾病和神經疾病的更趨頻繁是現(xiàn)代性的代價，文明播種了反對自己的種子，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造成永恒的潛在或公開的沖突。”(《立法與闡釋者》)后現(xiàn)代主義表示反思現(xiàn)代性的缺陷，表示要吸取前現(xiàn)代即中世紀的人文理想、宗教情懷，以救治資本主義文明所產生的弊病。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迫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了來自西方的現(xiàn)代性，西方的科學精神、個人本位、功利思想在中國成為一種強勢話語。正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所批評的：“有這樣一種西方白人男性，他們以為自己所特有的那種版本的人性應該 應用于每一個其他人。”(《后現(xiàn)代主義的幻象》)鮑曼認為，在西方世界所產生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種全球性的強勢的真理話語，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和其他的歷史時代相對而言卻成為有問題的、特殊性的一方。”(《立法與闡釋者》)“五四”以來，中國人從西方現(xiàn)代性那兒，學會了批評自己祖宗，學會了否定自己的傳統(tǒng)，反封建、反禮教、反孔教這些提法都與從西方接受的一些價值觀念有關。當然拜現(xiàn)代性之賜，中國逐漸與世界接軌，物質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現(xiàn)代性的流弊，不僅西方存在，中國也已經表現(xiàn)出來。前幾年的毒奶粉事件、層出不窮的礦難、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失衡的世人心態(tài)、惡化的居住環(huán)境、緊張的人際關系、信仰的失落，這些都與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時尚有關。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文學教學者，不能只是埋頭古代，脫離現(xiàn)實，應從中國的前現(xiàn)代也即是古代中挖掘精神資源，思考儒家的君子品格是否仍具有的現(xiàn)實的意義，這或許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一個方向?？傊?，不僅要學生從文學作品中學會審美的方法，還要培養(yǎng)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這應該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一個目標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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